既然要拜太岁，首先就要搞清楚什么是太岁。

但其实太岁这个词本身，也是基于另一个概念产生的。这个概念就是：“岁”

什么叫作“岁”呢？

“夏曰岁，商曰祀，周曰年，唐虞曰载。”

由此可知，我们现在将地球公转一周称为“年”，是周朝时形成的概念。而在更古早的夏朝，则称之为“岁”，两者是同一个意思。

同时，古人又以木星为岁星，用以纪年。木星的公转周期约为12年。在地球上看，即是12年绕行一周天。同时，又将木星每年运行的区域称之为“分野”，就形成了一个概念叫做：“十二次”。

有人将中国古代天文学中的“十二次”体系，与源于西方的黄道“十二宫”简单等同起来，例如郭沫若先生在《释支干》中便提出假说，认为中国的十二地支、十二辰等系统可能源自巴比伦的黄道十二宫。然而，这实际上是一种基于表面相似性的重大误解。

首先，两者的天文坐标系和文化根源截然不同。中国的星官体系以北极和赤道为中心，构建了“三垣四象二十八宿”的独特框架，将星空想象为人间社会的投影，包含帝王、百官、宫殿、市井等，是“天人感应”哲学观的体现。而西方的黄道十二宫体系，则完全基于太阳周年视运动的轨迹——黄道进行划分，其内涵多与希腊神话故事相关联。尽管明清之际来华传教士曾借用“十二次”的名称来翻译十二宫，但这更多是一种翻译上的“仿古”策略，而非两者本质相同。

其次，两者的核心功能与划分依据不同。中国的“十二次”主要用途之一是用于“岁星纪年”，即标记木星（岁星）在天空中的位置，后来演变为与“太岁”纪年法配合。同时，中国古人纪月更注重观测月相盈亏和北斗七星的斗柄指向（如“斗建”），以此指导农时和制定历法，形成了独特的阴阳合历系统。而黄道十二宫则严格对应太阳在黄道上的位置，本质是一种太阳历的月份标识，与月亮运行和北斗指向无直接关系。

因此，将“十二次”等同于“十二宫”，是忽视了中西方在天文观测体系、宇宙观和文化象征上的根本差异。然而，正因为存在这种学术上的混淆与概念边界的模糊，便给了一些命理阐释者以空间。他们有意或无意地模糊这两种不同起源和逻辑的体系之间的界限，将基于中国本土星神信仰（如北斗、太岁）的民俗文化，与源自西方的星座命理学说进行杂糅，也搞起了拜太岁。

然而木星的公转周期，并不是标准的12年，而是11.86年。从历法的角度看，时间累积之后会造成一定的混乱。比如到了某一个年份，木星还停留在上一个“分野”里。所以，为了规避这种混乱。古人就设立了一个“太岁星”。

这个“太岁”是一颗虚星。其性质、运行与岁星全然相反。并且，为了历法上的便捷，太岁星的运行周期是标准的12年，由此便产生的纪年方式，被称之为太岁纪年。

那么到这里，我们就已经确定了太岁星的基本概念。之后，古人再将之与天干地支结合，便构成“岁阳”，“岁阴”，这些都是历法学上的概念。《尔雅·释天》这么记载“岁阳”：

“太岁在甲曰阏逢，在乙曰旃蒙，在丙曰柔兆，在丁曰强圉，在戊曰著雍，在巳曰屠维，在庚曰上章，在辛曰重光，在壬曰玄黓，在癸曰昭阳。”

而关于“岁阴”的记载则是这样：

“太岁在寅曰摄提格，在卯曰单阏，在辰曰执徐，在巳曰大荒落，在午曰敦牂，在未曰协洽，在申曰涒滩，在酉曰作噩，在戌曰阉茂，在亥曰大渊献，在子曰困敦，在丑曰赤奋若。”

例如，在屈原的《离骚》里，第二句诗是：

“摄提贞于孟陬兮，惟庚寅吾以降。”

翻译成白话就是说：太岁在寅那年的孟春月，正当庚寅日那天我降生。

太岁在寅就是寅虎年。孟春月就是正月，也是寅月，再加上庚寅日。所以我们就知道屈原是寅年寅月寅日生的。

总之，太岁与六十干支结合起来，形成了成熟的纪年方式，也便于祭祀。不过，最初作为和岁星的对照，太岁神只有一个。到了北朝时期，太岁神与十二地支神成熟融合，变为十二个。唐代杜佑《通典》记载说：

“后魏（北魏）道武帝……立岁神十二，岁一祭，以十月，用牛一，鸡三。”

每年祭祀的时间是十月，祭品是一只牛，三只鸡。直到明代又与六十甲子神融合，变为六十个。这就是我们现在最常见的六十太岁神。从甲子到癸亥，每年一个太岁大将军。比起诞生之初，太岁神的神格被严格细化了。这个演化历经了两千多年。

如今我们拜太岁时，常会提及 “刑、冲、坐、害” 这四个术语。直白来讲，这其实是根据个人属相对应的地支，与当年的地支进行属性比对 —— 若二者形成上述任意一种关系，便属于 “犯太岁”，通常需要通过拜太岁的方式祈福消灾；倘若地支间无此类关联，则无需特意祭拜。不过值得注意的是，现在很多人在谈论犯太岁可能带来的不利影响时，往往会追溯到《淮南子·天文志》里的一句话：

“太岁迎者辱，背者强；左者衰，右者昌。”

由此再推衍出种种具体的问题，就能够造出花样繁多的概念。但如果我们要看《淮南子》的原文，就能发现在这句话的前面，还有两句话：

“斗杓为小岁，正月建寅，月从开行十二辰。咸池为太岁，二月建卯，月从右行四仲，终而复始。”

而且在早期，太岁的“凶性”也是有限度的。汉代王充在《论衡》里说：

“徙抵太岁，凶；负太岁，亦凶。抵太岁名曰岁下，负太岁名曰岁破，故皆凶也。”

只有“抵”和“负”两种“犯太岁”的形式，并且灾厄主要与出行相关。即每年出行之时，不要往犯太岁的方向走。后来则与“犯土”关联起来，亦即太岁方不能修造，否则就是“太岁头上动土”，会招来灾厄。再往后，犯太岁的名目越来越多。很多人在宣传的时候，因为拜太岁的风头最盛，便把道教中各种其他的灾煞也纷纷归结到“太岁”的范畴里，这样就可以使所有的属相每年都需要拜太岁。

从这个角度来看，太岁也并非是全然的凶神，而更像是代表着大地的神。其实古人在这一点上也很明确。南宋《六壬大占》里就说：

“帝王命系于太岁，后妃命系于岁之阴。”

而明代《三命通会》里也讲：

“夫太岁者，乃一岁之主宰，诸神之领袖。”

这样的说法，显然不是用来形容一个凶神的。所以清代官方编纂的《协纪辨方书》里就定性说：

“太岁，君象，其方故上吉之方，而非下民之所敢用。”

意思就很明确了。太岁是上方吉神，地位尊贵。但因其太过尊贵，反而需要避开，这是上下尊卑之理。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，与其叫做“拜太岁”、“化太岁”或者“安太岁”，不如说应该叫“避太岁”。这也符合早期人们对太岁神的态度。汉代王充将太岁神形容为“长吏”，普通人走在路上，应该避开而不是往上撞。

如果我们认定拜太岁的意义，就是“大灾化小，小灾化了”，那么也就是将潜在的危险消弭于无形或尽量降低危害。从这个角度看。拜太岁实际上就是一种工具。作为工具的拜太岁，我们很难以真或者假去判断。而只能去探讨它是有效的或无效的，适当的或不适当的。“有用”与否，等同于解决问题的有效性。但是这化解灾厄一类事情，从实证的角度来说，是几乎无法验证的。

但是，拜太岁的意义，应不止于此。

拜太岁的核心原理，是对于天人关系的一种疏理，这也是几乎所有道教法事的基本原理。调整天与地、星辰与方位、时间与空间的各种关系。进而影响命运的轨迹，修正世俗意义上的吉凶。人与万物皆生于天地之间，不可避免地受到天地之气的影响，这其中也包括了“太岁”的力量。但人之为人的最伟大处，就在于能够不断地去认识天地，认识规律，然后调整出一套最合适的方式去应对。人类社会也是因此而改变和演进的。

这并非简单的“趋利避害”，而是一种自由，一种处在力量对比悬殊的环境下，依然有选择态度的自由。拜太岁实际上是一种主动应对的方式，通过一系列的具体行动，将被动的命运承受转变为主动的自我调整。我想，即便有些参与者未必完全相信仪式能改变命运，但最起码，他们仍然表明了自己在面对不确定性时积极应对的态度。这也许是拜太岁更深远的意义。